
明 镜
- 分类:越人美文
- 作者:廖波
- 来源:
- 发布时间:2025-04-12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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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公元1587年,即万历皇帝在位的第十五年,这一年历史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国际上,这一年距离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军击败还有一年;国内,这一年距离明朝灭亡还有57年。
明 镜
【概要描述】公元1587年,即万历皇帝在位的第十五年,这一年历史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国际上,这一年距离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军击败还有一年;国内,这一年距离明朝灭亡还有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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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7年,即万历皇帝在位的第十五年,这一年历史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国际上,这一年距离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军击败还有一年;国内,这一年距离明朝灭亡还有57年。然而,恰恰是围绕着这样看似平淡的一年,历史学家黄仁宇完成了他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
在过去几年的阅读中,如果有一本书让我深感震撼,那一定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带来的震撼,不仅在于其历史叙述的深刻,更在于引发的关于组织学和管理学的思考。相比于中文译名《万历十五年》,我更喜欢它的英文直译《1587: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正如开头所言,这一年确实无关紧要,但黄仁宇却通过这一年看到了明朝衰败的根源。书中最核心的论点是,明朝长期以来用儒家道德观取代制度,这早已注定了它的衰败。不论统治者多么勤勉或者怠政,官僚们多么廉洁或者贪污,这些都不再重要,帝国的衰败已是必然。书中通过六位典型人物的生平,论证了即使是这些时代的楷模,也无法逆转王朝的衰败,反而受到体制的排斥和伤害,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明朝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精神上依靠儒家道德,管理上依赖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成为权力的源泉,实为帝国的实际主人。开国之初,各项制度依据“四书”的教条,认为官员应过简单朴素的生活,官员俸禄极低,导致官员们在灰色地带取得额外收入变得不可避免,形成了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为主人。一项政策能否实施,全看它与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符。施政的要诀是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
首辅张居正精明干练,政绩显著,但他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文官。他一心改革,将文官集团视为行政工具,置于个人严格监视之下,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最终孤立无援,落得一个死后还被清算的下场。相比之下,他的继任者申时行奉行中庸之道。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但即使是这样,他在册封太子的乱局中依然被弹劾离职。
回到万历皇帝,我们常听说他昏庸不上朝,但实际上,年轻时的万历皇帝也曾踌躇满志,励精图治。在张居正去世后,他曾打算大展宏图,无奈在废长立幼一事后,迫于文官制度的压力,他最终选择“无为”而治,从而有了长达28年的不上朝。
在明朝中后期,虽然谈不上人才辈出,但也绝非人才凋零。明王朝有张居正、申时行这样的首辅,也有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僚和戚继光这样的杰出将领。即使被认为是庸君的皇帝,也并非一开始就昏庸。对于一个王朝的陨落,我们总会归因于昏君和贪官。对于一个企业的衰败,我们总认为是领导者的无能,似乎一切社会机构都是因人而发展。然而,如果明王朝的衰落无法归因于个人,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组织的衰落?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己的惯性,这也是一种隐形的组织文化。这种惯性的力量很大,个人根本无法抗拒,甚至连皇帝也不例外。
这种惯性对国家如此,对企业更是如此。一个企业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惯性。如果这种惯性不利于成长,这个企业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企业越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企业病”,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新市场新环境的不适应,无法应变。
《万历十五年》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强大的组织如何在无形中逐渐走向衰败,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制度和文化的惯性。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不论我们如何努力,结局却早已注定。这不禁让我思考,我们在面临类似问题时,该如何突破自身的惯性,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上每一个机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有着自己的组织惯性。即使是小到一个人层面的个体,也受着习惯的约束。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惯性呢?其关键在于不断的反思和变革。
反思是突破惯性的第一步。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来说,定期的自我反思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反思,我们才能发现自己在哪些方面被惯性所束缚,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反思不仅包括对过去行为的审视,也包括对未来的规划。一个组织或个人,如果能够不断地反思和调整,便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惯性所束缚。变革是摆脱惯性的必要手段。变革并非易事,它需要勇气和智慧,更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此外,文化的塑造也是应对惯性的关键。一个组织的文化,往往决定了其成员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因此,塑造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对于突破惯性至关重要。对于我们每个越人人来说,我们有着令我们无比骄傲的企业文化,但我们也要避免陷入文化陷阱当中。明王朝缺的从不是文化,它自始至终推崇着儒家道德观和理学思想。但明王朝却陷入了一种文化陷阱中,因其所推崇的文化与真正认可的价值观有所冲突。我们要避免陷入这种陷阱,真正的认可我们的文化。
《万历十五年》带来的启示,更是对我们自身的思考。在面对惯性时,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勇敢地进行反思和变革,塑造积极的组织文化,从而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企业,也适用于每一个家庭和个人。只有不断地突破惯性,我们才能在变化的时代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真正的进步和发展。
值此20周年之际,愿我们可以打破惯性,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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